文华摘

驳没有义和团中国早就被列强瓜分论（第1页）

张宏良在公开演讲中称，如果没有义和团，中国早就被列强瓜分了。这一观点乍听之下，似乎赋予了义和团运动极高的历史价值，强调了其在抵御列强瓜分中的关键作用。但深入剖析历史，会发现这是对复杂历史进程的片面解读与错误认知。以下，我从三十一个方面展开详细的反驳：

1。列强瓜分中国的本质目的：列强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追逐。他们渴望打开中国广阔的市场，获取廉价的原材料，倾销工业产品，通过经济掠夺实现资本的积累与扩张。如《南京条约》规定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使中国的经济主权遭受严重破坏，列强得以轻松对华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马关条约》要求中国赔偿巨额赔款，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这种经济掠夺方式已能满足列强的核心利益需求，即便没有义和团，通过不平等条约构建的经济侵略体系，列强也能持续从中国榨取财富，瓜分领土并非他们实现利益的唯一或必然选择。

2。国际关系格局的制衡：19世纪末，全球范围内列强间的竞争和利益博弈极为激烈。在瓜分中国问题上，他们相互猜忌、彼此制衡。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极具代表性，这一政策旨在确保各国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均等，防止某一列强独占中国市场和资源。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担忧其他列强抢先瓜分中国，损害自身在华经济利益。这一政策得到了其他列强不同程度的认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国在华势力，避免了因过度争夺而引发列强间的直接冲突。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使得任何一个列强都难以独自完成对中国的瓜分，而需在相互妥协中寻求利益平衡，这是中国未被瓜分的重要外部因素，并非义和团单方面作用的结果。

3。清政府的策略与作用：尽管清政府在近代历史中表现出腐败、软弱的一面，但在维护国家形式统一和自身统治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它采取“以夷制夷”策略，试图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自身统治。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联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希望借助俄国力量制衡日本在华势力扩张。虽然这一策略最终未能阻止列强侵略，但在一定时期内延缓了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步伐。此外，清政府在外交上也进行了一些周旋，如派遣驻外使节、参与国际会议等，试图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国家权益，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不应被忽视。

4。中国地域与人口因素：中国地域广袤，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多样；人口众多，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深厚的社会根基。这种庞大的地理和人口规模，使列强难以实现有效统治。相比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的殖民地，如非洲部分地区和印度，中国复杂的国情使得列强若想直接瓜分统治，将面临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巨大的反抗风险。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成为抵抗的战场，每一个民众都可能成为反抗的力量，这是列强在考虑瓜分中国时不得不慎重权衡的因素，远非义和团运动所能单独涵盖。

5。义和团自身局限性：义和团运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成员们相信符咒护身、刀枪不入等观念。在实际战斗中，这些迷信思想无法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面对列强先进的枪炮武器，义和团成员的血肉之躯难以抵挡，许多战斗因此遭受惨重损失，这反映出义和团在思想和组织上的严重落后。同时，义和团存在盲目排外的问题，不加区分地打击与西方有联系的一切事物，包括普通教民、传教士和使用洋货的中国人。这种极端的排外行为不仅未能团结更广泛的力量共同抵御侵略，反而引发了社会混乱，削弱了自身的支持基础，使其难以形成强大、有效的抵抗力量。

6。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范围有限：义和团主要活跃于华北地区，如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虽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未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如南方各省，并未因义和团运动而直接改变与列强的关系和互动模式。在东南互保事件中，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达成协议，使东南地区避免卷入义和团与列强的冲突，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表明义和团运动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抗敌合力，仅靠局部地区的运动，难以完全阻止列强在全国范围内的瓜分行动。

7。经济基础与现代化进程角度：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兴起。他们通过创办工厂、开展商业活动等方式，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进程。一些民族企业在与列强经济侵略的竞争中，努力发展自身，试图打破列强的经济垄断，如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在抵制洋纱倾销、推动民族纺织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还通过倡导实业救国、参与政治变革等方式，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抗争意识，从经济层面和社会变革层面为抵制列强瓜分做出了贡献，不能将避免瓜分简单归因于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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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层面：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这是抵御侵略的深层动力源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面对无数次外敌入侵，各阶层人民始终不屈抗争。从岳飞抗金到戚继光抗倭，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三元里人民抗英，这种抗争精神一脉相承。义和团运动只是这种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体现，并非孤立的存在。它的背后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气节，是全体中华儿女在面对外敌时的本能反应。这种广泛而深厚的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展现，是中国未被列强瓜分的重要内在支撑，不能片面地将其归结为义和团的功劳。

9。国际舆论与道德压力：当时的国际社会虽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主导，但也存在一定的舆论和道德约束。列强过度瓜分中国的行为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损害其国际形象。例如，日本在甲午战后企图割占辽东半岛，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日本扩张野心的担忧。于是，俄、德、法三国联合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这一事件体现了国际舆论和列强间道德制衡的作用，表明列强在瓜分中国时需要考虑国际影响，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瓜分，这与义和团运动并无直接关联。

10。历史发展必然性：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来看，20世纪初，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殖民体系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随着全球民族意识的觉醒，被压迫民族纷纷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便没有义和团，中国被瓜分也不符合历史潮流。列强的殖民统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危机，难以长期维持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庞大人口的国家的瓜分统治。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完整的愿望日益强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11。列强内部经济利益集团分歧：列强国内存在不同经济利益集团，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意见不一。工业资本家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商品、获取原料；金融资本家更倾向于对华贷款投资获取高额利润。这些分歧使政府难以形成统一的瓜分决策。比如英国棉纺织业集团积极推动扩大对华贸易，而金融集团则更看重对华资本输出利益，内部博弈牵制了英国在瓜分中国行动上的步伐。

12。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韧性：中国传统自然经济虽在列强经济侵略下逐渐解体，但仍具有强大韧性。广大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农民对洋货依赖度低，一定程度抵制了列强商品倾销。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如“男耕女织”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农村经济运转，让列强难以完全掌控中国经济命脉，并非义和团单独起到抵御作用。

13。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努力：19世纪末，清政府外交逐渐向近代化转变，培养了一批专业外交人才，如郭嵩焘、曾纪泽等。他们了解国际形势和外交规则，在对外交涉中尽力维护国家权益。曾纪泽在与俄国谈判伊犁问题时，通过艰苦外交谈判，成功修改条约，收回部分领土和权益。这些外交努力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被侵略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列强瓜分进程。

14。国际形势变化分散列强注意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列强在全球范围面临诸多事务。如美西战争使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争夺海外殖民地；英德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对欧洲霸权争夺，让英国无暇全力参与瓜分中国。这些国际事务分散了列强在华侵略力量，降低了瓜分中国紧迫性。

15。列强军事后勤补给困难：中国远离欧洲列强本土，军事行动需跨洋运输兵力、物资，后勤补给线漫长且脆弱。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列强需耗费大量资源维持后勤，增加军事行动成本和难度。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补给需从本土或殖民地长途运输，面临物资损耗、运输延误等问题，制约了其军事侵略规模和深度。

16。中国民间商业力量的抵制：中国民间商业力量在面对列强经济侵略时，进行了多种形式抵制。商会组织兴起，通过联合抵制洋货、倡导国货等方式，打击列强商业利益。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各地商会组织民众抵制美货，使美国对华商品输出锐减，显示民间商业力量在抵御列强经济侵略中的作用，而非仅靠义和团运动。

17。中国边疆地区复杂局势：中国边疆地区形势复杂，列强在边疆面临诸多挑战。如俄国在新疆、东北面临当地民众抵抗和与其他列强利益冲突；英国在西藏地区，因地理环境、文化差异和当地人民反抗，难以顺利实施侵略计划。这些边疆地区特殊情况使列强难以轻易完成对中国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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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国际联盟和势力均衡原则影响：当时国际上虽无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联盟，但存在势力均衡原则。列强为维持在华势力均衡，避免某一列强独占中国，相互制约。如日俄战争后，美国为防止日本独占东北，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日本在东北权益与其他列强共享，维持国际势力均衡，阻止日本单独瓜分东北。

19。民族意识觉醒的渐进过程：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对国家命运关注增强。如严复翻译《天演论》，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激发民众救亡图存意识。这种民族意识觉醒是渐进过程，并非因义和团运动突然产生，为中国抵抗列强瓜分提供思想动力。

20。清政府军事改革的潜在作用：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进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如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采用西式训练方法和军事制度，装备先进武器。新军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军事劣势，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军事力量，使列强在瓜分中国时有所顾虑，不能将避免瓜分归功于义和团。

21。义和团运动加剧社会混乱阻碍近代化进程：义和团运动被部分人过度拔高，甚至被视为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关键力量，这一观点与事实严重不符。实际上，义和团运动存在诸多弊端，远非拯救国家的良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造成了负面影响。义和团运动期间，大量盲目且无序的排外行动使社会陷入极度混乱。运动中针对教民、传教士及与西方有联系民众的攻击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无数教堂、学校被焚毁，大量无辜人员伤亡，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经济活动无法开展。

例如，许多与西方通商或学习西方技术的工商业遭受重创，刚刚起步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势头被遏制。在政治层面，清政府对义和团态度摇摆不定，先利用后镇压，这种混乱的决策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削弱清政府应对外部挑战和推进内部改革的能力。从生产力角度看，社会混乱导致农业生产停滞，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遭受严重打击，技术引进与人才培养中断，使中国近代化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与经济积累被破坏，中国与世界近代化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其行为更多是基于迷信、排外的盲目冲动，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却未认清清政府腐朽本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反而阻碍中国进步，并非真正的爱国行动，更像是缺乏理性的民粹主义表现。

22。义和团运动破坏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可能：在19世纪末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虽处于弱势，但仍存在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逐步实现发展和变革的机会。然而，义和团的极端排外行动彻底破坏了这种可能。

从经济角度而言，当时一些西方企业和资本有意愿与中国开展更深入的经济合作，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但义和团不加区分地抵制一切与西方有关的事物，使得这些潜在的合作项目纷纷夭折。例如，原本有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建设铁路和工厂的外资项目，因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恐慌和混乱而搁置。这些合作的缺失，让中国失去了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的机会，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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